辽宋夏金时期,诸多政权在自称“中国”、宣称继承华夏正统的同时,逐步完成了对彼此作为“中国”一分子的身份认同。
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割据政权长期并立、分庭抗礼的历史阶段,也是诸政权及其辖域民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内聚,逐渐从各自称“中国”发展到共奉“中国”之号的历史时期。
各政权正是在尊孔崇儒的基础上,共同继承了隋唐五代以降华夏的官僚、科举、行政、律法——即“中国之制”,从而自然而然地共奉“中国”之号,由此孕育出“大一统”的因素,为元明清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。
公元10—13世纪,随着五代时期各政权间的频繁互动,以及唐以降儒家“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的华夷互化思想在周边的迅速传播,诸政权逐渐挣脱“中原政权即中国”的束缚,开始自称“中国”并自认正统。
契丹人据有幽云地区后,逐步自称“中国”,以华夏为正统。辽朝的《鲜演大师墓碑》就有“大辽中国”的说法。
无论如何,契丹人已认定自己为炎黄子孙。既然自称“中国”且系出炎黄,自然认为自己的政权就是华夏正统。
▲永清公主墓志铭。(图片来源:《中国历史文物》,2004年第5期)
辽太宗入主中原后,从晋末帝手中获得“秦传国玺”,因而自认为“天子符瑞”尽归于辽,自然也就继承了华夏正统。辽圣宗为此还专作《传国玺诗》称赞此事,之后辽兴宗又以《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》为题策试进士。
西夏人虽未自称“中国”,但自认为是华夏一脉,亦系炎黄子孙。李元昊立国后遣使向宋上表时,自称祖先为北魏拓跋氏,并一度模仿孝文帝“改姓元氏”。而北魏的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次子“昌意少子”之后,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之后,自然认为自己是黄帝后人。
章宗时,参知政事独吉思忠就防备韩侂胄北伐而谏言:“宋虽羁栖江表,未尝一日忘中国,但力不足耳”,此“中国”即指金朝。
此后,金朝君主也不断强调自己的华夏正统地位。海陵王谓“天下一家,然后可以为正统”;世宗则直言:“我国家绌辽、宋主,据天下之正”,明确宣称金朝才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。
北宋时,虽未见宋人称辽为“中国”,但辽宋之间互称“南北朝”,君主以一家之兄弟相称。
辽宋互称“南北朝”,即“中国”之南北朝。所以辽兴宗直接就说辽宋“两朝事同一家”。辽道宗也明确说辽宋“虽境分二国……而义若一家”。很明显“一家”即“中国”,“南朝”是中国之南朝,“北朝”系中国的北朝,南北两朝皆为“中国”。
▲做面食的契丹妇女。(图片来源:《中国家庭史》第三卷 宋辽金元时期)
李元昊建国后,不仅自认华夏一脉,而且欲与辽宋三分天下,“自称西朝,谓契丹为北边(朝)”,宋为南朝,认为辽宋夏当共奉“中国”之号。但在经过与辽、宋的数次战争后,西夏最终向辽、宋俯首称臣。然而,不管建国伊始要三分天下还是后来向辽、宋两国称臣,西夏一直承认自己是“中国”的一分子,从未脱离共奉“中国”之号的框架。
高昌、吐蕃、大理等政权,也以纳贡请封的方式共奉“中国”之号。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、宋,如公元965年、981年、983年三次进献方物于宋;981年向宋太宗上书时,更自称“西州外生(甥)”。吐蕃六谷部多次向宋进献马匹;唃厮啰亦多次纳贡于宋,并乞官职,又于公元1116年将辖域全归为宋朝郡县。大理多次遣使向宋请求册封,宋徽宗于1117年册封大理国国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云南节度使、上柱国、大理国王。
(头图为喀喇汗王朝桃花石可汗铜币。)
来源:道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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